我比我活得久
这是我的奢望。前几天一位朋友说：几百年后小说就没了，或者很多年后人类也没了。我循着他的思路想，凉意袭来。就像有一天我跟一人说，如果明天车祸死了，会留下什么？他好像也被什么袭击了一下。这些问题既严肃又可笑。被我说的人照旧去经营他的地位，被人说的我照旧写着小说。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贪欲就是意义。
我的贪欲是我活得比身体久点。哪怕只活到一季稻子那么长。
但我觉得自己是献身的。倘若什么希望也看不到，或者什么回报也不到来，那么我还会写。我已经感受到一些东西在阻碍它和我的关系了。比如一次路途遥远的饭局，或者一次耗时数天的旅行。我坐在无望的车辆上，感受着被绑架的痛楚。就像情人待在原地，自己被解送去西伯利亚。这种不能写的痛苦在芥川龙之介的《戏作三昧》里有刻画，我自己也写过一篇《一个乡村作家的死》，我写一个民办教师被劫持着去喝酒，越喝越没有尽止，多次找话要走，被挽留。终于能走时，他骑着自行车在小道飞奔，就像家中书桌是茫茫孤海之上的星星，但车和人都摔坏了。天亮时，他回到家，灵感飘散得无影无踪。
为安抚这巨大的遗憾，他打了一个手枪。这篇不成功的文章原型是我的舅舅。有一年我去吴村拜年，不小心走到他阴暗的居室，翻开抽屉，看到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稿纸。我就像在无尽的江南山脉看见一望无际的冰川，极尽震撼。在我们印象中，舅舅在教育一拨又一拨的小孩子，课余便碎步跑回家喂猪，退休后发挥余热，在自家院内搭了一个幼儿园。但是我终于是知道他强悍的秘密。他的另一半生命在写作。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一半的生命是坐牢，一半是挖地道。
保留着舅舅那样的羞惭。有很多年都不承认自己是写作者。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作家，就会像民哲、民科一样不自知。我这样劝导自己：你自己也踢球，可是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。同理，你自己也写作，凭什么就能当作家？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需要天赋和训练的东西。有一次我参加酒局，碰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，东家热情地介绍：“阿乙也是写小说的。”我脸臊得通红，觉得被出卖了。我不敢承认自己和对方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。在这本集子里，有一篇《先知》，寄托的便是自己的哀伤。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、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，便会触目惊心、五味杂陈。我写《先知》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，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，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。我觉得后者没有资格展露自己的高贵，我也不希望别人踩灭我的火把。
为了让自己继续下去而又不至疯狂，我时刻调解自己。我说：你写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样，是个兴趣爱好，你吃饱喝足了，用你的工资养养它，无可厚非。你爸爸下的是臭棋，你看他也很快乐。我就这样也很快乐。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、弹吉他也好、发明火箭大炮也好，都是权利，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。它不需要牧师，不需要教堂，不需要旁证，独自等到天黑，上帝就会下来。
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。我将自己掩藏得很好。直到今天我还害怕说我其实也写诗，我写的诗总是安上瓦西里这样的名字，有时还会加上括弧（1841-1886）。我想人们对死人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死人总是尊敬，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盖棺论定的名人。我后来敢于以阿乙的名字大张旗鼓地写小说，是因为老罗（罗永浩）在看过我悄悄发去的博客地址后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他认为我是一个小说家。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型的小说，是在那时，我决心开始正儿八经像一名职业作家那样写。后来有很多人也表扬过，我还会细细分析自己与对方的关系，以免落于城北徐公的圈套。但是这一切都在慢慢变化，我自己也在，我心理再阴暗，也不至于在今天认为这些人是完全出于爱心。
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。
我应该感谢秦轩、叶三、黄斌、北岛、杨典、楚尘、胡思客、何家炜、王小山、李敬泽、陈晓卿、王二若雅、彭毅文还有余学毅，还有很多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会掐着指头算计这些飘进我耳朵里的直接的、间接的表扬。我以前怕借你们的名字自重，现在觉得适时感谢是起码的礼貌。我一直反复回味你们说给我的话，并以你们的姿态读我自己的文章。
希望原谅我的可笑。
我仍旧走在黑夜中。我仍珍惜这黑暗，即使黎明迟迟不来。我喜欢当牙医时的余华，我喜欢他在那时候的状态。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。但当他写完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，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。天下宁静，好像窗外飘满大雪。我想在大雪天，和我的兄弟阿丁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，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、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。
阿乙
凌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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